祖籍，通常是以父系祖先、祖辈的家族长久的居住过的地区为祖籍，亦称“原籍”。祖籍这一词，在下列著章中早有体现。
《初刻拍案惊奇》卷十四：“其时乃万历二十一年， 守宗在卫，要卫人到祖籍讨这一项钱粮。”《西湖佳话·葛岭仙迹》：“鲍玄听了，道：‘这等说是葛兄了。但不知仙乡何处?’葛洪道：‘祖籍金陵句容。’”《清史稿·食货志一》：“凡民之著籍，其别有四：曰民籍；曰军籍，亦称卫籍；曰商籍；曰灶籍。其经理之也，必察其祖籍。”《鹖冠子·泰录》：“上贤为天子，次贤为三公，高为诸侯，易姓为王，不以祖籍为君者，欲同一善之安也。”於梨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第十章：“他的性格也很豪侠，不光是因为他祖籍山东，也因为他受了自己名字的影响。”
《初刻拍案惊奇》是明朝末年凌濛初编著的拟话本小说集。正式成书于1627年（明天启七年），尚友堂书坊于翌年1628年刊刻印和发行。主要有描写商人思想行径、命运遭际的作品和描写婚恋的作品。其多出自前代著述，但经过凌濛初的再创作，也一定程度表现出晚明社会现实与时代气息。在第十四章中出现的“祖籍”这一词语记述了当时是万历二十一年，守护宗门的卫士，安排人到祖籍讨要一项钱款粮食。万历年间，即明神宗万历皇帝名朱翊钧在位之年，万历初年呈现出明代中叶以来最好形势，万历皇帝的腐败招致国库空虚，边关危机，又加派辽饷，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激化，连守护宗门的卫士，都需安排人到老家讨要钱款粮食。由此可见，祖籍是人生的坚强后盾。因家长勤劳，储存有钱粮，才能为外出“游子”提供帮助。
《葛岭仙迹》是《西湖佳话》第一卷，讲述的是晋时，曾有一异人葛洪，在西湖一个岭上修炼成仙，一时人杰地灵，故人之姓，将此岭取名叫葛岭。当年，有个名叫鲍玄的南海太守，到青黛山来游玩，遇到葛洪便走上前，与葛洪交谈，葛洪告之姓名后，“鲍玄听了，道：‘这等说是葛兄了。但不知仙乡何处？’葛洪道：‘祖籍金陵句容。’”鲍玄得知了葛洪姓名及家乡，就知道葛洪是三国时有一位白日飞升的仙人葛孝之孙。《葛岭仙迹》虽是清代古吴墨浪子编著，但记述的是魏晋时期的事项，由此可见，“祖籍”此词的起源年代久远，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的家世与传承。
族谱又叫家谱、宗谱等，族谱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及受中华文化深度影响的民族所具有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奇葩。“家谱是记载本宗族和事迹历史图籍，它舆正史、方志一起，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学大夏三大支柱，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家谱书目》）历史上，族谱文化对于教育后代、宗族以致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起过积极的作用。
在殷商时期，族谱由史官修撰。如：出土的《家谱刻辞》，亦称“儿（倪）氏家谱刻辞”，是殷商时期的刻骨文本，距今已有三千多年，家谱刻在上下可达22厘米，最大宽处为22.5厘米的一个扇形牛肩胛骨残在下半部，刻字有54个，记载的是一段极为完整的商代儿氏家族世系，所以又有儿氏家谱之说，全片除右上角的“贞”字外，由左至右13行，第一行5字，其余每行4字，罗列着共十一代十三人的父子、兄弟等血缘关系。从目前出土的商代甲骨材料来看，多为商王等天干庙号世系记录，象这种记载私名性质的记载完整家谱实为不可多见。
魏晋到唐、五代既有官修也有民修，当时的名门望族对兴修族谱十分重视。到了宋代，民间修谱逐渐盛行，无论是士族还是百姓都盛行修谱，官修族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如：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吴氏家谱》，出版于元朝时间，由延陵（今常州、江阴一带）吴毅组织吴氏族人共同编修的民修本，到了清光绪丙子年冬月重刊。
祖籍是族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部族谱首先记载着先辈原来的居住地。如：国家图书馆收藏于明崇祯14年刊印的《临溪吴氏家谱》，在序言里，家谱就开门见山记载着 “吴姓启自泰伯代，有闻人而住于新安，自唐贞观时义方公始住于临溪，自后晋天福时，团公始公二子长居临溪，次迁于歙南两地……”该家谱记述了祖籍“新安”及祖先分支迁居的长子团公居“临溪”、次子始公迁“ 歙南”等，是一部完整的家庭沿革史。又如：贵州独山、三都一带的吴氏家族撰修的《洪武迁黔吴氏族谱》记载：始迁祖独令、独保、独军、独旗、独兵、独开、独总、独印八兄弟，原籍湖南，于明洪武年间随传友德、张均之军入黔，立有军功，分散在独山州与烂土长官司（治所在今独山县东）一带居住。
家乡也就是自己或自己的父母、祖父母乃至鼻祖父母曾经生活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祖籍。2012年6月20日至22日，祖籍珠海在海外生活的爱尔兰中国和统会会长鲍绍钧深深思念家乡，与百余位来自港澳台及海外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到湖南长沙、湘潭和株洲考察。鲍绍钧虽然一直居住在海外，饮水思源，不忘家乡，多次回馈家乡的父老乡亲，他在湖南不仅资助过贫困学生读书，还捐建了几所希望小学。他说：“祖国的强大让海外华人深感自豪。”①
由此可见，祖籍是人生的精神依托，更是坚强后盾。祖国强大了，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同胞，才能扬眉吐气。
在世世代代布依族人民的思想领域里，祖籍是后代子孙向往的胜地。在布依摩教经书《穆告》（也称“魂竿经”）就记载有这样一段：“（意译）想不到你在这个时候死，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儿女享受，想不到你走完了应走的路，儿女们想到你情深意重，报答你恩厚情长，栽棵魂竿让你升上高处，栽棵魂竿让你灵魂上高天，去归同你始祖，去归同你祖宗，去归同老祖婆，去归同人多在一起住。”唱述了布依族祖先传下来的思想信念，人死后要返回祖籍，与祖宗们共同生活，守下祖先开创的业绩。
布依族人民传统思想认为，“人死后，灵魂不灭，通过仪式的超度，使灵魂回到祖籍，与先祖共同生活”。然而，人亡故后灵魂要想回到祖籍，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要在有生之年遵守各项法则。按照摩教教义，人在世时行善，没有恶行，死后灵魂就能顺利通过连接阴阳两界的“桥龙”（铜桥）、“桥法”（铁桥），回归祖籍，否则就会跌落桥下成为孤魂野鬼，受尽苦难。在布依人的传统里，人人必须遵守道德，接受道德约束。
首先要尊敬祖先。
布依族历来崇拜祖先，认为祖宗神灵至高无上，人的吉凶祸福都与祖宗神灵有关。布依族的祖先崇拜是在氏族社会形成的，那时生产力低下，每个成员都必须依赖自己的氏族集体，才能捕捉到野兽为食和抵御猛兽的侵袭。氏族是一个血缘集团，也是一个谋生单位，一切习惯对个人都有强制力量，对生产也有促进作用，因而成员便自然地崇拜氏族首领。随着社会的发展，母系氏族逐渐向父系氏族转化，于是崇拜氏族首领也就转变为崇拜自己的祖先。直到现在，每逢传统节日、重大节庆、婚丧嫁娶等重要活动，都要制备供品佳肴，祭祀祖宗。万物皆有灵，灵魂具有神秘力量，作为传人，需要对先祖进行祭祀和崇拜，经过特定仪式和条件让万物之间相互转变，达到让祖先认定自己，给予幸福的目的。到亡故时，祖宗才会让自己的灵魂回归。
其次要遵守孝道。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出于对人民进行有效统治的需要，大力提倡孝道，孝是上天规定的道德准则，是人应该遵循的最高德行。
布依族的“孝”，与封建统治者提倡的孝不大相同，是一种原生态的家庭情怀。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三元镇永安村将孝道写进村规民约，永安村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布依族村寨，《永安村孝道村规新六条》，要求“如果老人长期患病、生活不能自理，必须有一名青壮年留守服侍”。村中的罗永凤老人是癌症患者，虽出院了，但后续治疗需要庞大的费用，出院后，她的大儿子路永忠给母亲定了“家规”：“从此不允许母亲再下田。”
在布依族人民生活中，父母对子女的义务与子女对父母的孝是同时并存的。在氏族社会里，为了使孩子长大后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氏族内部都要通过各种方式对儿童进行教育。在人类进入农耕阶段后，尊敬长者就成了一种普遍的道德规范。因为农耕生活比起靠强健体力的狩猎生活相比，更需要的是经验，经验又与年龄成正比，于是老年人得到尊重。进入阶级社会后，原来的氏族集体分解成若干个家庭，每个家庭成了相对独立的生产单位，氏族社会时期的权利和义务更加具体化，父母对子女的哺育和培养，以及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意义变得俞发突出，历史在亲子两代之间的双向互动中前进，失去一方，另一方处境就变得艰难。在布依摩经的《殡亡经》中，分别从子女和父母两个角度唱述了缺少对方时，自己命运如何悲惨。有子女者（意译<下同>）： “回家晚了有人接”、“跌倒了有人扶”，相反则“自己跌跌撞撞，跌死也没人过问。自己跌跌撞撞，只能自个儿呻吟命苦。”子女方面，有父母者：“外出时家里有人照看，吃饭时有人叫唤。”无父母者：“在寨子中间孤零零坐着，悲叹自己的命苦，想到父就抹眼泪，想到母就泪如雨。”从布依摩经不难看出，孝在布依族中基本上是出自于生活上，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现实反映。子女孝敬父母了，父母便会体恤自己的子女，一代传一代，祖宗便会相信自己的后代。
第三要循规蹈矩。
传统中国社会，尤其是布依族聚居的乡村地区，由寨老或族老组织全寨或家庭商议，从而产生一套村规、族规，有的村寨叫着“议榔规”，作为处理，规范布依族群众生活中面临的治安、经济、社会、教育、礼俗等问题，反映乡土民众之间的契约精神，同时涉及到通婚禁忌、道德规范及当世时先祖们的生活方式。现在把村规、族规、“议榔规”等统称为“乡规民约”。
在布依族村寨“乡规民约”有的三种体现方式：第一种是每年“三月三”祭山节时，由寨老向全参加祭山的寨人宣读，然后各自回家转告家人，要求全体人员遵守；第二种是写在家谱或族谱上，让本家族人全体遵守；第三种是刻在石碑上，并将石碑立在进寨的主要干道或公共场所，让全寨人和进寨的客人知晓。据相关文献记载，黔西南州至今得到重点保护的“乡规民约”石碑有20余块。典型的代表有：立于道光三十三年冬月的兴义市兴化乡布依族聚居的水淹凼村“水淹凼四椤碑”，兴仁市布依族聚居的陈家沟村曾家庄的“禁约总碑”，及贞丰县永丰街道必克布依古寨的“众议坟山禁砍树木碑”等。内容涉及“禁偷防盗”、“禁止赌博”、“保护林木”、“保护水源”、“禁止调戏良家妻女”等，要求全体村民遵守，否则严厉处罚。这些石碑都相对独立于村寨，碑文内容都是结合当时村寨的现状制定的，包含有教化之意，既有约束作用，又有教育功能。在“禁偷防盗”方面，如：“若有不法之徒拿获，各费充公究治，不得推索，其盗窃物件，必一赔九。”“若窝贼分肥，知赃不报，禀公处究，内外亲疏，言出法随，决不姑宽。”在“禁止赌博”方面，如：“盗贼，起于赌博，我等生居乡末弹丸，少睹王代之典，各宜所有，务要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勿以相仇之心。少男当以耕种，女绩纺。庶乎家家盈乐……乐享光天化日……”、“强盗出于赌博，命案出于奸情，杜绝盗源须除赌博。”
布依族儿女的遵规守矩具有独特的表现。伦理方面，在旧社会，布依族妇女的地位非常低下，但是，作为儿女在家庭中必须除了孝敬自己的父母外，要敬重母亲的外家，做到“舅家五代走，外家五代拜（年）。”（布依摩经《嘱咐经》）直到今天，布依族人民一直遵守，每年过年后去舅家拜年，就算自己的父母过世后，最少也要去拜三年，甚至时间更长。因为父母过世后，开堂祭祀时，要请舅家坐堂，发号司令，父母的灵魂才能回到祖籍。在“浪哨”活动中，虽然男女青年之间自由与若干异性交往，但相互见面，互相说心里话时，要隔开一定的距离，起码伸出手来不能相接触，同时禁止婚前婚外性禁忌。“浪哨”除找心爱对象，互结连理外，还是一种“乐而不淫”的社会交际和娱乐活动。
布依族群众，由于能遵规守矩，让人与人的交往更加和谐，让社会发展更加有序。
第四要有进取心。
有进取之心，才能创造更好的发展业绩。进取之心是人发展的动力，更是各民族发展的动力。布依族也不例外，在进取之心的催化中发展。
纵观历史的发展，布依族是一个发展的民族。据考古证明，在布依族地区出土的两汉时代文物，主要是铜器和铁器。例如在黔西南州发现汉代的青铜犁、锄、斧、钺，清镇十八号墓出土汉代的青铜剑和钺，以及其它地区出土的汉代铁制锄、锸、铲等，表明当时布依族地区农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虽同《华阳国志》所说“畲山为田，无蚕桑，颇尚学书，……寡畜产，虽有僮仆，方诸郡为贫”一说，但在祖国西南，还是比较先进的。西汉以后，“夜郎”地方政权被汉王朝所统一，置牂牁郡。从此，布依族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接触逐渐增多。到了唐代，中原王朝在布依族地区设置了一些羁縻州县，以当地布依族首领为刺史，世袭其地。清朝的“改土归流”运动，为布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客观上加速了布依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土地高度集中，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却越来越加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激起了布依族人民无数次的反抗斗争。规模最大的是发生于清嘉庆二年，由安龙县布依族农民韦朝元（号七绺须）、王阿崇（号王囊仙）和汉族桑鸿升领导的“南笼”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流官、土官和地主、高利贷剥削者，迫使清政府做出一系列有利于布依民族的怀柔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进程。
到了红军长征到贵州、过黔西南时期，沿途的布依族群众放眼支持和积极帮助红军。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原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力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保障各民族使用发展语言文字等政策，进一步增强各族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在祖国的建设队伍中，涌现出一批批杰出人才。伟大领袖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布依族人民的与其他民族一样，得到共同发展。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布依族大学本科有43878名，男24574名，女19304名；布依族研究生有1622名，男821名，女801名，几乎各占50%。“窥一斑而知全豹”，彰显出布依儿女的勤奋好学，奋勇向上的精神。
虽然时代在变化，但每位布依人心中都有共同的愿望，灵魂有个依托和归宿，“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事移于长。居家理，故可移于官（《孝经》）”，在默默地激励着布依族大众，他们就会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他们就会有孝道仁义，他们就会遵纪守法，他们就会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他们就会不愧于接受天宇大地给予的恩惠，就会有颜见自己的父母、有颜见自己的先辈、有颜见自己的祖先，亡故后灵魂就能过“桥龙”，回归到自己的理想世界。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布依族是中华大地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也是世界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祖籍与灵魂的依托是布依族人民播洒在中华大地的思想情怀，同时也是播洒在全世界的思想情怀。祖籍相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局限于某地，但是在祖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里，甚至于全世界，布依大众的祖籍就是神圣的中华大地。
2015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与来自黔西南州的布依族代表王菁、水族代表张加春中说到：2011年5月，我到贵州考察时，专门去了黔西南州的布依族村寨楼纳村、苗族村寨鲤鱼村，了解扶贫开发情况，对当地贫困状况感触很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③
在对话中，笔者深感习近平总书记对布依族及各族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关怀之情。
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5月10日上午，出席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并作重要讲话：一个民族只有寄望青春、永葆青春，才能兴旺发达。④
“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布依儿女只要灵魂的依托感不息，归宿感不灭，他们就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寄望青春、永葆青春”，布依族就会与其他五十五个兄弟民族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积极投入祖国建设，积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吴家胜，作者系贞丰县布依学会副秘书长）
注释：
①《饮水思源不忘桑梓：海外统促会会长湖南考察》，作者：徐蕾（记者），《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06月26日。
②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6日。
③《“跟总书记上两会”系列之三：习近平牵挂少数民族的那些事儿》《人民网》2018年03月06日。
④《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激昂的青春乐章》，《 人民日报 》2022年5月11日。
参考文献：
1、《布依族摩教艺术研究》，作者：周国茂，贵州出版集团2015年4月第一版。
2、《古谢经》，安顺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
3、《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布依族简史》，《布依族简史》修订编写组，民族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