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周:红军联络员的传奇人生

姚锦超
2018-05-09
来源:《荔波布依族》(2010年出版)

在我亲历荔波革命老区史料调查征集采访当中,有一个人让我难以忘怀,他由一个绿林副官到投身红色革命,最后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其人生充满着传奇的色彩。

——姚锦超


姚崇周:红军联络员的传奇人生.jpg

姚崇周,男,布依族,贵州省荔波县洞塘乡板寨下寨人,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5年)。祖父姚彬,荔邑武生;父姚焕廷洞塘士绅,生有三子三女,崇周排列第三。崇周生活在富足殷实的士绅家庭。他自幼受到父辈们“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灌输,父母望子成龙,把一家人的全部希望全都寄托于崇周的身上。名冠一方,武功过人的祖父希望贤孙接班传承武艺光大武门,以求护身保家,助弱扶危。而父亲则希望他苦读成才,登科仕途,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从小他就养成了一种“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侠肝义胆豪气。

板寨,这里喀斯特盆地良田平畴,山寨列坐,溪流穿越,小桥流水,密林人家,田园风光秀美。是古代黔桂驿道的重要通道,那时南来北往的商旅行人络绎不绝,传播着山外的文明,可山乡却还是一片苍凉凋零。离寨子6里之外古驿道上的黎明关古战场,古往今来不知演绎了多少人世间那沉雄与悲壮的历史剧幕。

他5岁入私塾启蒙,家门口的板寨“尊经义塾”乃清光绪元年荔邑建立的八所义塾之一。他聪颖好学且家教甚严。年纪稍长,后来到远离家门的荔波县城读书求学,继升入黔南学府都匀就读。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民国初期最早届贵州高等中学,就读省城贵阳,这在那时可算是板寨乃至荔波很了不起的骄子。


回乡执教

中学毕业后崇周回故乡。后来在荔波县城任教数年。此校乃崇周当年求学就读的“荔泉书院”母校。此书院始建于清嘉庆十九年,久负盛名。后于民国元年改为“荔波公立两等小学校”。不多久,崇周与一位年轻姑娘相好定下终身。婚后,崇周也曾度过了一段幸福美满的时光,不久喜添人丁,生一女,取名小娥。家添人口,仅靠崇周那份微薄的薪水日子过得紧巴巴捉襟见肘。家庭经济拮据,难以满足妻子的物质追求和欲望。之后,妻子就与当时外来在本县城有钱财的商人私奔往广西宜山一带,又说与路过荔波的滇军下两广,一去不复返。

妻子与人私奔远走他乡,他意外蒙受此等奇耻大辱刺激,愤而辞去教书职业,携小女回到了大山深处的板寨老家。由于家境还算殷实,他或赋闲在家看书打发时光,或在县境内游历探亲访友消闷解愁,继之远游他乡寻求谋生门路。小女回到乡间成天哭闹着要妈妈,到后来竟连饭菜不思。随后,他带着女儿小娥踏上了南下的寻妻之路,前往宜山探听寻找妻子的下落,找了半个多月,无望而回。哪知祸不单行,后来与他相依为命的女儿约在12岁时不幸患上了白喉病夭亡。


彷徨十字路口入绿林

1927年春,姚崇周外出游历来到了与洞塘乡邻接壤的翁昂乡(时属广西南丹县辖地)。在那里,他无意之中结识了与其父辈有深交的当地人,小名叫何幺,学名叫何光星。何幺占据翁昂一方。翁昂地处深山,天然屏障,且远离南丹县城又是地处与荔波、环江、南丹两省三县交界之“飞地”。这里山高林密,交通闭塞,鸟道难行。何幺凭据地理优势,发展武装势力,由隐秘到公开对抗官府。

姚崇周结识何幺纯属偶然,姚有学识,事有主见,胆略过人,为人机敏诚实,深得何的赏识,初被收为秘书,继之委任为参谋、副官。此时,姚协助何管理民团的具体事务,受何派遣他还经常出入荔波、广西南丹、宜北(时为广西一个县)等地与官府及一些士绅名流打交道,受到何幺的信任与重用。


红军会师板寨  崇周自荐探情

1929年底,在广西百色、龙州起义后合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主力部队,千里转战黔桂边开展游击。1930年4月中旬,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红七、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率一二纵队北征,在广西环江与敌遭遇激战,后兵分两路迂回进入贵州荔波县,两纵队3000多人会师于洞塘板寨,这是进入贵州高原最早的第一支红军队伍。

红七军到板寨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翁昂,而洞塘到翁昂只有40里路,何幺派遣崇周回老家探查红军的实情。

姚潜回老家,果然真是来了红军。整个板寨遍地都是当兵的人。他回到家里,看见父母双亲及姐弟一家人全都安然无事,红军对百姓友好和气,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在板寨,红军亲切地与他交谈,向他宣传革命的道理。



知恩图报  充当联络员

回翁昂,崇周把在板寨的亲历和所见所闻转告了何幺。

姚受何幺的派遣再次赶回老家。他先是找到了红军二纵队司令胡斌长官,经胡司令的引荐见到了张云逸军长。此行,红军又进一步向他进行统战宣传,希望他积极配合红军部队的行动。这次回板寨,红军长官在跟他谈话当中,提出商量红军伤病员转移的事情,在部队撤离之前需要把伤病员及时转移到一个秘密而又可靠安全的地方养伤治病。姚是当地人,人熟地熟,交际广。他献计把红军伤员转移到何幺地盘安置。理由:其一、何幺拥有武装 ,国民党当局不敢轻易冒犯,利于保护红军;其二、翁昂地处偏僻深山老林,利于躲藏隐蔽,不易被发现。即使被发现,也便于撤离到大山之中躲藏;其三、何幺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可提供医药和生活费用资助。转移伤病员的路线为两路。红军长官要他火速返回翁昂向何幺禀报,尽力促成此行动计划。

红军到板寨经探听得知翁昂有个绿林统领何幺之事,但对其的底细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原本打算派红军侦察员前往摸清实情,哪知天助红军,倒是翁昂先派来了崇周探子,姚的出现使局面有了转机。为促成与何幺的统战,红军首长决定派军部政治宣传员,擅长搞政工宣传、统战及情报工作的牙美元跟随姚崇周前往翁昂谈判。此行目的:一则做何幺的统战工作,争取他对红军的支持;二则作实地侦察绿林的情况。牙领受任务之后,由崇周带路前往翁昂。在翁昂牙美元向何幺等人宣传共产党红军的政策和主张,争取何幺的支持和帮助,受到何幺的款待并商定关于转移安置伤员之事。

1930年,大约在4月下旬初,军部派牙美元、李振行(女)担任护送伤病员转移翁昂。护送队伍由200名全副武装的红七军战士连夜秘密把在板寨的20多名红军伤病员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姚崇周带路,另一路由板寨当地的农民带路。护送伤员的路线:一路由板寨经洞多、更西、洞情达翁昂;另一路由板寨经洞多、坡报、洞常、拉八、洞应、尧桥、坡丹达翁昂。护送伤病员队伍翻山越岭,于次日黎明时分全部顺利到达翁昂。伤病员统一安置在相距何幺寨子拉类约6里的坡费布依族寨子上的何李忠、何继承两家,在何继承家办伙食。护送队伍在翁昂住了几天,除留下长官牙美元和女卫生员李振行两人照顾伤病员外,其余的也就撤回板寨去了。伤病员在翁昂受到了何幺很好的保护,不但没有伤害红军伤病员,他还杀猪叫姚代他送去慰劳红军,各方面给予了关照。其间,姚为伤病员的安置治疗和生活四处奔忙,出面请来当地有名的草医为伤病员医治,解决伤病员的给养等。这批伤病员在翁昂坡费住了2个多月,伤愈后全都归队,重返右江根据地。


   统战显神威  解囊助红军

红七军部队在板寨会师后休整了数日,当部队即将要撤离板寨的前夕,何幺委派姚崇周将两挑银元等物资亲办押送到板寨送给红军。姚本人还从板寨自家的积蓄中拿出100元大洋捐给红军。红军同时送给何幺六0炮两门、轻机枪两挺、长短枪30支及弹药。这些枪械弹药都由姚一手经办接纳,后来转送到翁昂。

红军走后,何、姚以红军部队为榜样整肃队伍。对民团进行整编,整顿纪律,明令禁止部属骚扰穷人,违者严惩。何自称司令(我们在采访何幺之子及拉内寨子上的老人时,他们讲述当中都提到了当年红军还给何幺颁发了委任状:封何光星为翁昂民团武装正司令,封姚崇周为翁昂民团副司令兼第一营营长)。从此民团开始穿着统一的服装,黄色衣裤,黄帽,打绑腿,左臂佩戴人字形的三角牌。他们模仿红军,学红军的治军带兵方法。把原来在其民团中设置中队、分队编制,改编为设立班、排、连、营的建制,还另设有号兵。民团队员帽子上都贴有红布五角星,颈子上系一条红布巾,枪上捆红布条,民团操练队列并高喊口令。这时,民团兵丁达400至500人枪。继之,还在民宅院落办起了兵工厂,仿造红军送给的枪械弹药。当地人称之为:卷腰、六火、单声、漏壳、洋双等武器。还加工制造了大刀、长矛和匕首并设有一间房屋兵器仓库。一时间翁昂地盘简直成了屯兵造枪炮的兵营。姚还经常亲自带着队伍到附近村寨搞活动,比如做些宣传、组织、发动民众,安定人心的事。自从来了红军,何幺和部下过去打家劫舍、拦路抢劫、骚扰乡邻、劫富不济贫的绿林行径便有所收敛。何幺、崇周等人专门干那些与国民党当局作对为敌的一些事,到处散发传单,内容是抗抓壮丁、抗捐税、铲富济贫等。传说这时何司令的人马已发展到3000人枪之众。翁昂被红军赤化的消息传到了邻省邻县,当局闻讯都无不吃惊,共商防犯和围剿之事。

1931年8月,黔桂两省的军阀对翁昂实施围剿,每每都不果而归。无奈,荔波国民党当局施计重金收买翁昂与何幺有亲缘的亡命之徒何逢春,打入何幺内部行刺何幺身亡。山寨失主,姚流亡辗转数月经独山、都匀,于次年春节前夕才回到板寨。当局在四处搜捕追杀,崇周身处险境。


投奔革命道路  酝酿组建红军队伍

1932年春节过后不久,姚崇周借口以到广西东兰找熟人物色工作为由,告别了亲人只身一人离开了板寨。之后他经南丹那地向东兰投奔寻找红军队伍。在东兰,姚找到了韦拔群领导的红军队伍。但崇周哪里知道,早在1931年9月红七军大部队已撤离百色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只留下了一个正规连由韦拔群带领回东兰坚持开展革命根据地工作,后吸纳农民赤卫队,组建右江独立师。再说这少部分的红军在东兰遭受国民党军阀廖磊部队的大举围剿追赶,处处通缉追杀,东兰的红军部队这时亦处于分散隐蔽的境况。根据姚的经历和目前的处境,红军长官对他提出了要求:为保实力,姚不宜再回翁昂,也不要急于回板寨,最好在南丹介于东兰、翁昂之间暂时先隐蔽一段时间,观察当局的动态,尔后待组织上派人接头联系再行事。

1932年的4、5月间,姚由东兰回到南丹,暂居住于乡下的拉要村其妹崇湘家。大约同年的10月间,东兰方面派来了一位曾任过红七军三营指导员名叫谭国联(东兰人,1939年2月在南丹被国民党杀害英勇就义)到南丹找到崇周。经谭的安排,姚在南丹、宜北、环江、荔波一带走动,仍不时经常往返于南丹、板寨之间,搜集了解情况,传递情报。这期间,崇周正在积极着手策划成立一支由当地农民组建的红军队伍。并秘密串连了当地一百多人,当中有荔波板寨姚兴飞,瑶庆欧崇龙、姚子文以及板寨、五圩、翁昂、捞村等地的人参加了这支以姚崇周为首的农民队伍。姚的这支队伍打起了造反的旗帜。旗帜为三角形,旗面为红色,字的颜色为绿色,旗的花边为黑色。这面由姚崇周设计制作的军旗,后来此旗帜交由板寨下寨姚正才保存至上个世纪60年代仍完好无损,现已遗失。正当这支 “红军队伍”准备起义的前夜,却不慎走漏了风声,终未能成功举事。这支队伍当中的一些人,后来也分散秘密地参加了共产党组织在翁昂、茂兰、瑶庆、立化、永康、玉屏等地的地下革命活动。

大约在1933年初,姚崇周与南丹县城民生街一姓黎名秀英的女子订婚成亲。婚后独生一子,名正兴,良民,后改为健民(按:健民 15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参加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副厅职干部,后定居广西南宁市,已去世)。

是年2月,率部突围的红七军三营营长韦汉超(后被害英勇就义),奉上级中共党组织之命,秘密深入到荔波从事革命活动。韦汉超等人筹建“黔桂边荔波革命委员会”。1934年5月,中共右江党组织派遣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广西平果中心县委书记陆浩仁到荔波,组织成立 “黔桂边荔波革命委员会”,此后,荔波县境成立了许多革命同盟会组织,开展对敌斗争活动。其间,韦汉超与姚崇周取得了联系。此后,姚便在韦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韦汉超还跟姚到过板寨住上了好几天。在这期间,姚冒着身份已经暴露,随时都有可能被当局抓捕杀害的生命危险,奔波于黔桂边从事革命活动。

1937年春节过后,姚崇周按照汉超的指示,相约到翁昂,秘密开展工作。他俩一同走村串寨,了解情况,秘密开展宣传和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当他们在翁昂的尧桥活动时,被时任翁昂乡长何文开发觉即密报当局,姚崇周和一个人(当时汉超的真实身份并未暴露)又到翁昂来搞赤化,搞共产党活动,闹农军暴动,请求县里派人到翁昂捉人。幸有当地群众告知,二人迅即离开了翁昂。后汉超从事革命活动,被当局发现追捕开枪中弹牺牲。而姚崇周则潜逃南丹,奔于荔波、南丹、吾隘之间,与韦拔群右江余部,不断接触于红河两岸,秘密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唤起民众的觉醒,反抗当局暴政的革命活动,闹得当局不得安宁,当局到处张贴告示,通缉悬赏捉拿姚崇周。此时,姚身处随时被捕遭杀头的白色恐怖之中,与地下工作的同事一道,仍坚持开展革命活动。


南丹陷囹圄  受尽酷刑不屈服


1937年7月初,姚崇周经南丹欲到东兰隐藏。当他进南丹县城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刚到家门口,就碰见下家的邻居韦荣,时任民生街长,儿辈称舅爹,便向他打了一声招呼。韦大惊说:“你怎么还敢回来,你在翁昂的事,上面已下令抓捕你,你一步都不能停留赶快逃走!”当姚准备立即出逃时,但为时已晚。被早已隐藏守候在四周荷枪实弹、如狼似虎的暗探和保警6、7个人把崇周团团围住,并经时任南丹县城关镇副镇长贺元杰(1951年镇反时被我人民政府镇压)当面指证认人,姚随即被捕,押送县保警局关入监狱。罪名是共产党,在翁昂组织红色恐怖活动,抗租、抗税、抗捐、反对政府以及图谋组织农军搞武装暴乱等。此外,还指控崇周曾是何光星1931年武装暴动的主谋者、策划者。又追溯了1930年充当红七军联络员,为红军办事效劳以及从何光星处拆资支助红七军,庇护红七军伤病员,暗藏红七军失散人员等一大串的“罪名”。

姚崇周不幸被捕的消息传到了板寨,为营救崇周,其父带着儿女们及众亲友一行数十人,爬山涉水日夜兼程,赶赴南丹监狱探望崇周,13岁的弟弟崇山瘸着残疾的腿,也跟着去了南丹看望他的哥哥。姚崇周从被捕到遇害时间长达103天。其间,他的家人和亲友及暗中相助的一些有头面的人物,曾多方设法解救崇周,但最终得到的口风却是:因崇周是闹共产党的事,是造反、是重罪、是共党的政治要犯,属省里亲办的要案。国民党反动当局以共产党之政治要犯对其进行严刑拷打,甚至对他动用了3次电刑,面对无数次的酷刑和威逼利诱,他都始终不屈不挠、忠贞不渝,反动当局都没有能从姚的口中得到任何涉及从事共产党革命的政治机密情况。姚被捕时,保警从他的身上搜出一本记事小册子。这册子当中记录有10余个人的名字、家庭住址、见面谈话次数及具体时间以及联络方式。当局对此名单极为关注,对姚严加审讯,动用重刑逼供,逼迫姚交待出与这些人的政治关系和组织联系。但姚崇周誓死不认,只称名单上的人为社交的青年朋友,从而保护了这批青年。

狱中的崇周,开始还可以让人探监,但后来当局禁止探监,掐断了一切消息,他失去了与亲人和朋友的联系。这时他设法争取得到狱警的同情,帮其传递消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崇周即将被杀害的前夕,狱方突然通知其家人和朋友可以进监探望,并提出要求规劝崇周如实交待与共党组织联系的问题,如果交待了便可马上放他回家,并且保他平安无事,而崇周对当局的奉劝不予理睬。崇周安慰亲人及朋友对他的事不必牵挂,并且说道:我姚某一人做事一人当与大家无关。我心已定,死而无憾。狱中他曾托咐前来探望他的朋友,我死之后望你等今后关照我家中的妻儿,安慰我堂上的父母,请转告他们自古忠孝难两全,为我,家人受牵连吃尽了苦头,崇周我于心不忍,他说着不由地流下了泪水。

最终,由于当局得不到任何有用之口供,无可奈何,呈文广西绥靖主任公署核准处崇周死刑。1937年(旧历六月初七),是姚崇周蒙难的日子,反动当局以他犯有“土共罪”之名,将其杀害。这天,南丹县保警、民团兵丁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姚崇周双手被反绑,脚上拖着沉重的脚镣,背上插有书写“土共分子”字样的斩条,被一群荷枪实弹的保警押出伪县府衙门,姚崇周在被押赴刑场的途中,口里还高喊着反对当局的政治口号,视死如归,从容地走上了刑场,时年32岁。

姚崇周的不幸遇害,在场的人们对他的不幸深表同情,有的还为他流下了悲伤的眼泪。那一天,相距南丹数百里远的崇周老家突然睛天劈雳,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寨子上的一棵上百年大枫树被刮断了一枝大树丫,今断痕仍在。


是非功过任评说  青史留名慰忠魂

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韦汉超、谭国联等共产党人及姚崇周教育和培养起来的革命武装民众,在姚崇周等人牺牲之后的1943年5月,终于引发了民众武装暴动。因反动当局横征暴敛,当地民众不堪忍受暴政的压榨,被激怒了的民众,群起而攻之。反抗的群众用石块和木棒打伤科员致死,乡长张维琪被开枪击毙。这便是国民党反动当局宣称的所谓“翁昂赤化”造反事件。

从姚崇周被捕到遭杀害,受姚崇周保护的那些名单上所有的人都安然无事。多年后,当年了解内情的人,在谈及姚崇周之事时都说:“那位在南丹遇难的荔波姓姚的青年人,是位有才干的人,一位有识之士”。当年曾目击姚崇周被害呈文案卷家住南丹县的蒙晋桓先生,于2002年撰写的《我所了解的姚崇周》、《赤化了的红色飞属地—翁昂》及《对荔波革命老区翁昂的遐想》材料当中,对姚的历史活动多有追述。广西南丹县政协原副主席韩丰云先生,在同年撰写的《关于姚崇周事件的回忆》材料当中,对姚崇周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事迹倍加赞颂与崇敬!

五十年之后,当姚崇周的子孙在为他迁坟清理尸骨遗骸时,竟然发现他当年被害时,后脑枕骨部位有一个拳头那样大的窟窿,头骨里的子弹头依然残存,但已是锈蚀斑斑。

如今,在“红七军板寨会师旧址”陈列有姚崇周的画像及生平简介,在荔波革命老区光荣的史册里记述有他的事迹和英名。

姚崇周,这位由混迹绿林副官到担任红七军联络员,策划转移红军伤病员及后来为追求光明和真理,投身革命壮烈牺牲的志士,其人生之短暂,而又极富传奇的色彩,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悬念与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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